学术研究聚焦宋元以来关中泾渠兴废 历代水利图揭示灌区发展的不确定性
2026/10/12
历史
关中引泾灌区两千余年兴废演变的历程显示,大型古代水利工程并非能够始终维持稳定运行。水文环境的变动直接作用于地方社会,又进一步传导到经费征调、劳力组织、水权分配乃至民间社会冲突各个层面。灌区的变迁也成为观察关中区域社会历史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
据《中国农史》2024 年第 1 期消息,相关研究围绕关中引泾灌溉系统展开讨论,借助历代留存的泾渠图、水利图碑等图像史料重新审视宋元以后郑白渠区域的生态与社会互动过程。这项研究指出,自宋代之后,引泾工程的变动趋于频繁,维修治理的难度持续上升,泾渠灌区始终笼罩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之中。
长期以来,学界已经针对关中引泾水利开展多维度研究。环境史视角下的既有成果注意到泾河河床持续下切侧蚀,直接造成引泾渠口不断向上游迁移,工程修建与日常维护成本节节走高,清代转而采取拒泾引泉的模式之后,灌区规模迅速收缩;农田水利史研究梳理出灌区由早期浑水淤灌逐步转向清水浇灌的演变路径;还有部分成果着力讨论水权分配与水利共同体的形成瓦解。近代以后,李仪祉主持建设泾惠渠,依托现代工程技术,让这片古老灌区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该项研究将历代留存的水利图像作为核心线索开展分析。元代《长安志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泾渠水利图像资料。元至正二年,李好文完成绘图,全书共计二十二幅地图,其中设置 “泾渠总图”“富平石川溉田图” 两幅专门的水利图。第三卷 “泾渠图说” 形成 “二图六说” 的完整结构,兼具绘图与文字记述,可视作一部泾渠专项水利志。整套图文的编纂带有鲜明官方属性,服务于朝廷与地方官府的治水事务。
明代成化五年刊立的广惠渠图碑,属于关中地区存世稀少的大型水利图碑。碑阴的 “历代因革画图” 系统记录引泾渠口位置的变迁轨迹。广惠渠的整体修建进程历经前后四任陕西巡抚,前后历时十八年,中间出现长达十年的停工。工程施工阶段需要凿穿大小龙山山体,施工人员依靠火焚水淬的方式开凿坚硬岩石,部分隧洞之内需要举着火把作业。工程完工之后,龙山泉水得以纳入水源体系,形成泾河与泉水共同供水的格局,灌溉面积恢复至八千余顷。立碑刻图是当时地方官员的治理手段,意在提醒后继主事官员持续维护这项民生水利工程。

清代至民国阶段,泾渠相关图像主要保存在水利专志以及各府县地方志当中。王太岳《泾渠志》、蒋湘南《后泾渠志》、高士蔼《泾渠志稿》三部专志各附有配套水利图。不同编撰者绘图的资料来源并不相同,有的依托旧刻方志资料,有的结合实地踏勘加以考证修订,高士蔼还在绘图考证过程中纠正了前代文献关于汉代白渠渠口位置的记述错误。与此同时,泾阳、三原、高陵、醴泉四县的地方志持续绘制本地水利图。伴随灌区的萎缩,受益的县域持续缩减,灌溉土地面积一路下滑。宋代丰利渠鼎盛时期可灌溉土地约九千顷,到清乾隆之后整体规模维持在七百顷上下,清末进一步收缩至二百顷左右。
研究梳理了泾渠工程先后经历丰利渠、广惠渠、龙洞渠、泾惠渠的完整演变脉络。北宋丰利渠开启石质渠首建设,一改以往土渠引水的格局;元代继续向上游拓展石渠,尝试改善引水条件。明代广惠渠以穿山凿洞的方式继续上移取水口,并且接纳山泉作为补充水源。清代乾隆二年正式转向拒泾引泉,龙洞渠就此诞生。这一重大调整原本希望彻底摆脱泾河洪水带来的破坏,实际运行之后并未达成预期成效。一方面,泾河洪水依旧时常冲击石堤,泥沙涌入极易淤塞渠系;另一方面山泉本身水量有限,整体灌溉效益大幅衰减。灌区规模持续萎缩,下游各县的可灌溉土地数量锐减,部分县域甚至完全失去灌溉之便。
传统时期,官府与地方民众尝试多重途径,试图对冲泾渠灌区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从唐代《水部式》到元代《用水则例》,逐步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水利管理制度,明确分水枢纽的维护办法、轮灌次序、斗门管控规则,并且设置专门官员负责灌区事务。
渠工与经费筹措长期困扰历代治理者。引泾灌区的岁修与重大修缮工程,早期主要依靠受益田地的民户摊派劳力与粮食。随着民众负担日益沉重,后世地方官员陆续摸索新的解决路径,包括官府先行垫付库银再分年限向受益田亩征还、设立专职的水手开展常态化渠道维护、清末设立专项维修基金,甚至调拨军队人员参与疏浚施工。即便如此,劳役摊派过程当中依旧滋生各类弊病,夫役敷衍应付、基层管理人员借修渠牟利的现象反复出现。
水量缩减之后,灌区内部的水权矛盾逐步凸显。斗门轮灌是当地分配水资源的核心机制。龙洞渠运行阶段,地处上游的泾阳县占据用水优势,该县成村铁眼斗所分配到的每月水程遥遥领先其余斗口。下游的三原、高陵多次就此发起水利诉讼,但是数次争端之后都没有改变原有分水格局。水源持续不足的现实之下,书面的用水制度难以落地,豪强截水、私下争夺水资源的状况时有发生,水权冲突成为明清关中水利社会突出的社会问题。
该研究提出,宋元以来泾渠灌区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根源来自泾河水文条件本身。河床持续下切、洪水的强破坏性,不断冲击既有的水利工程。一代代官员持续向上游迁移渠口,开凿石渠、凿穿山体,工程难度与运维成本随之节节攀升。清代拒泾引泉的抉择,是传统技术条件之下治理者试图跳出困局做出的应对,这项调整并未消除风险,反而带来灌区进一步萎缩。在水资源总量持续缩减的前提下,旧有的分水制度与衰败的灌区现实之间出现脱节,上下游用水矛盾持续激化。直至民国时期,依靠现代水利技术修建泾惠渠,才为这片千年灌区找到新的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渠井双灌,进一步拓展灌溉规模,逐步摆脱传统时代反复循环的治理困境。
关中引泾灌区两千余年兴废演变的历程显示,大型古代水利工程并非能够始终维持稳定运行。水文环境的变动直接作用于地方社会,又进一步传导到经费征调、劳力组织、水权分配乃至民间社会冲突各个层面。灌区的变迁也成为观察关中区域社会历史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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