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揭示武周革命前后地方道观碑刻承载政治表达信息

据《史学月刊》2024 年第 5 期消息，相关研究成果梳理武周政权交替阶段地方置观、立碑活动，借助道教石刻史料还原唐代地方社会面对中央权力更迭的应对方式。

李唐向武周过渡阶段，朝堂权力更迭频繁，地方社会通过各类活动感知上层政局变动，道教信仰成为地方群体传递政治诉求的载体，也是中央在地方开展政治宣示的途径。高宗去世之后，国内多地以追荐高宗的名义兴建道观，济源县、阌乡县分别设立奉仙观，长子县及南方多州县营建白鹤观，配套树立太上老君石像碑、白鹤观碑等石刻遗存。

研究显示，这批道观大多属于官方道观，营建依据来自高宗《改元弘道诏》。诏书提出天下诸州分级设置道观、定额度入道士，可视作高宗的身后安排。武后临朝阶段，延续这份诏书推行置观度道士举措，以此宣示自身执政依托高宗遗命的法理基础。文明元年，阌乡行宫被改为奉仙观。垂拱元年，洛州 250 位李氏宗姓在济源奉仙观为高宗造老君石像并立碑，参与群体多为客居当地的李氏疏支宗族，依靠宗姓身份享有赋役蠲免优待。在政局紧张的环境下，李氏宗姓选择在官方道观以道教追福的形式立碑，碑文颂扬李唐先帝与高宗功德，文字中包含对武后的表述，以此维系宗族特权，委婉表达对李唐国祚的支持。

同一时期，阌乡地区出现老君显灵的传说，相关内容上报朝廷后，西京百官呈上贺表，将事件视作祥瑞，同时保留对李唐皇室的效忠立场。武后将阌乡行宫改为奉仙观，借这一事件观测朝野舆论动向。

各地兴建的白鹤观同样依托《改元弘道诏》落地，观名源自高宗封禅泰山时白鹤云集的祥瑞记录，分布覆盖庐山、徐州、祁阳、全椒等多地。潞州长子县白鹤观由当地县令在垂拱二年主持营建并树立碑材，但碑文未能即时刊刻。神龙年间，当地主官与道观道士重新完成碑文镌刻。碑文将武后纳入李唐帝王序列，肯定其辅政与治理功绩，反映中宗复位初期，地方层面对武后执政的认可。

武周建立之后，朝廷派遣高道马元贞前往五岳四渎举行投龙醮仪，为武周政权祈福。天授三年，马元贞在济渎庙完成仪式，在济源奉仙观安放元始天尊石像，并将活动题记刻于此前李氏宗姓所立老君碑的碑阴。这次刻石经过中央许可，将武周政权的纪念文字附着在纪念高宗的碑刻之上，借老君信仰与高宗的关联，构建李唐与武周之间的统治延续性。泰山岱岳观碑也留存多段跨时代题记，自高宗延续至德宗时期，武周阶段的题记多达九条，长期记录不同政权下皇家道教活动。

中宗复位后，朝廷继续遣使至泰山举办金箓大斋，地方官员、道士持续参与仪式并留下题刻。对地方参与者而言，政权更迭前后，中央派遣的道士、地方主事官员保持稳定，仪式流程与刻石载体未发生割裂，形成李唐、武周统治一脉相承的观感。睿宗景云二年，官方再度在济源奉仙观老君碑追加祈福题记，进一步丰富碑刻承载的多朝印记。

研究指出，奉仙观、白鹤观这类道观，依托国家诏令修建，即便经历政权更迭，依旧长期保有官方属性，部分道观在后世只是变更名称，持续承担地方宗教与礼制功能。道观碑刻具备长久留存的物质属性，不同时代的文字层层叠加，记录下地方群体在重大政治变局中的多元选择，展现信仰与地方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解读唐初政权交替时期的基层社会面貌留存一手史料。